匯率機制與金融危機:
不少發展中國家從1994年至2011年期間,頻頻爆發金融危機。諸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機,2001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機,同年杪阿根廷的金融危機。
當時,第一代的危機模型(Krugman _ Flood_Garber Model)模型認為,危機首要是固定匯率制度相互矛盾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致使一國貨幣的儲備耗盡。
第二代的危機模型認為公眾預期:國內(國外)的宏觀經濟波動諸如利率、實際匯率的非正常變動。;信貸膨脹、資產價格暴跌以及資本淨流入劇增;銀行長期負債期限與貨幣上不匹配嚴重。
惟上述危機共同點不外乎是投資者信心崩潰或對對沖基金攻擊等因素導致資本項目下,持續的資金往外逃。且危機未發生前,經常項目已經發生了一次或若干次導致淨出口減少的真實衝擊。
固定匯率制度 |
浮動匯率制度 |
金融自由化: 資本項目開放(i中等升幅;NI中等降幅;ER最小降幅) 資本項目管制(i最大升幅;NI最大降幅;ER中等降幅) 金融管制: 資本項目開放(i 最小降幅;NI最小降幅; ER中等降幅) 資本項目管制(i 中等升幅;NI 中等降幅; ER最大降幅) |
金融自由化: 資本項目開放(i中等降幅;NI中等降幅;ER較大升幅) 資本項目管制(i最大升幅;NI中等降幅;ER較小降幅) 金融管制: 資本項目開放(i 最小降幅;NI中等降幅; ER較小降幅) 資本項目管制(i 中等降幅;NI 最大降幅; ER較大降幅) |
後期的2008年歐美國家金融危機,韓忠亮在2009年第三期《中國財富》內提及全球金融危機的逆市中,人民幣“周邊化”所積蓄的國際化能量倒逼出人民幣匯率實質性的國際化舉措,恰恰印證了“逆市蓄力”